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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古代中医学术流派的划分,因人们的视角不同,所持的划分标准亦不同,观点颇不一致,迄今也没有统一的结论。1964年出版的《中医各家学说》(二版教材)“把历史悠久、内容丰富的祖国医学第一次分析出了”河间、易水、伤寒、温病四个主要的学术流派。1980年出版的任应秋编著的四版教材《中医各家学说》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,“增加了医经、经方、汇通三个学派”。而以后出版的《中医各家学说》第五、六版教材则提出了伤寒、河间、易水、丹溪、攻邪、温补、温病七个医学流派。现对这些划分方法所存在的问题作一简析,不当之处,尚希方家教正。

  混淆了学派与流派的界限有学者认为:“学派,顾名思义就是学术上的流派。无论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,由于师承授受不同,学术见解不一,就可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。”将学派等同于流派。有的认为流派的概念比学派的概念涉及的范围还要大而广。正是由于把学派与流派混为一谈,故而才会另立“攻邪学派”、“丹溪学派”、“温补学派”等新学派。再如所谓的“伤寒学派”中庞安时、朱肱、成无己、方有执、柯琴等诸位医家,对于《伤寒论》的研究虽有一定的成就,但他们之间既没有师承的关系,也没有学术渊源上的联系,研究的内容、方法也各不相同。如庞安时治伤寒“主要是从病因、发病入手”;朱肱是“从经络立论”,着重探讨“六经方证的定位与定性问题”;成无己则是全面注释《伤寒论》,并对《伤寒论》50个主要症状进行了辨析。所谓的伤寒学派之说难以令人信服。

  但学科之下可以再划分流派。如不赞成进行学派划分的裘沛然教授即云:“治《伤寒学》的流派之始,实为明代方有执侈言错简开其端,后喻嘉言、程郊倩等从之,形成一说,持此论者,常驳斥王叔和与成无己,与之相反,有奉叔和之说的张卿子、张志聪等人另持一说。又有医家,认为《伤寒论》是辨证论治之本,但有利于辨证论治,不必多争论于错简、旧论间,此可称为辨证说。”

  搞错了学科与学派的概念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“医经者,原人血脉、经络、骨髓、阴阳、表里,以起百病之本、死生之分,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,调百药齐和之所宜。”“经方者,本草石之寒温,量疾病之浅深,假药味之滋,因气感之宜,辨五苦六辛,致水火之剂,以通闭解结,反之于平。”“房中者,情性之极、至道之际,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,而为之节文。”“神仙者,所以保性命之真,而游求于其外者也。”

  详其旨趣,本是将“方技”类的书籍分为四个门类——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,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“学科”。换言之,即是当时中医学的四个学科门类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书在整体上可划分为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四类,即是证明。如属于“医经”者有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、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、《脉法》、《阴阳脉死候》;属于“经方”者有《五十二病方》等;属于“房中”者有《合阴阳》、《天下至道谈》等;属于“神仙”者有《却谷食气》、《导引图》等。

  学科与学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,将本属于学科的“医经”、“经方”作为“学派”,其谬自不待言。

  无视师承关系,重立新派《中医各家学说》五、六版教材由四版教材的“河间学派”重立“攻邪学派”、“丹溪学派”,由“易水学派”划分出“温补学派”。对此,任应秋先生早就指出:“传刘完素之学的,有两大医家。一为张从正,一为朱震亨……河间之学到了朱震亨又为之一变,而为河间学派之滋阴论者。”更有学者详论之,谓:“刘完素提出六气皆能化火之说,侧重外感火热病的研究。其三传弟子朱震亨,大倡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说,力主抑制相火,保护阴精,于内伤火热病的研究最有成就。张从正私淑完素之学,虽言风从火化,湿与燥兼,临床也多采用刘氏之方,但不专主‘兼并同化’。惟以病由邪生,攻邪已病立说。彦修诸子学虽宗丹溪,但不囿于丹溪,主张外感法仲景,内伤法东垣,热病用河间,杂病用丹溪。河间学派诸家于火热之说,各有发明,各尽其妙用,均足资取法。然而,五版教材却不顾师承,人为地将其划分为河间学派、攻邪学派、丹溪学派。表面看来纯洁了各派学术观点,实际缩小了河间学派的学术内涵,削弱了河间学派在祖国医学史中的地位。”“易水学派是以脏腑证候的病机及治疗作为研究课题。张元素按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,对李杲产生很大的影响,其创立‘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’论点,发明升阳泻火与甘温除热的用药法度,为后世称道。传元素、李杲之学的是王好古,其着重发挥三阴阳虚之证。罗天益师事杲,独详于三焦的辨治。私淑易水学说最有成就的是薛立斋、张介宾、赵养葵及李中梓。薛立斋于临床脾肾并重。张介宾倡‘阳非有余,阴常不足’之论,创制左归、右归之名方,实为阴阳两补之巨匠。赵养葵侧重肾命水火之说,以肾命概括脾胃。李中梓重视先后二天,兼顾脾肾。易水学派的研究以脏腑病机为核心,特别重视精气虚损,尤以脾肾虚损最为突出,临证治疗又偏于温补,故后世称之为温补学派。五版教材则将易水学派肢解为二,把薛立斋、张介宾、赵养葵、李中梓分出,加上孙一奎而另立温补学派,并称这个学派是在批判明代苦寒时弊的不良风气中崛起。不顾学术思想的渊源,以偏赅全,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。”(秦玉龙,“学派刍议”,天津中医学院学报,1995,(4):36。)

  此外,“温病学派”、“汇通学派”各医家之间也不具有师承关系,因此也不应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对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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